天博tb综合体育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规律和方法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作为制度外部环境的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过程中，养老保险制度本身也几经更迭，最终形成了覆盖全民的制度体系。虽然这种制度体系目前尚呈现出一种比较突出的“碎片化”状态，但首先应该肯定，这种制度变迁是往前进步的、是具有重要积极意义的。
透过纷繁复杂的制度表象，从各个利益群体的收益与成本的角度去考察，不难看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确实有其一以贯之的逻辑，它并非为保护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刻意设计，而是由各利益群体遵循经济学上的理性逻辑采取行动、相互博弈而变迁。下面，立足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几十年的变迁实践，简要分析蕴含其中的变迁规律。
从变迁的主要推动者来看，制度变迁可分为诱致型和强制型两种大类。诱致型变迁是指人们在受到获利机会的诱导下，自发推进或迎合现行制度的变更以及新制度的产生。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呈现出明显的强制性变迁转向诱致性变迁的特征。
在创建期，为了迅速恢复和壮大国民经济，国家决定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地区，从而在较短时间内从无到有建立全国性的职工养老保险，且并未覆盖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体，不能不主要归因于作为制度变迁主导者的国家所具有的强大控制力。
探索期的国企改革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虽然在国企职工中引起巨大争议，但由于改革开放对于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促使国家在其他方式之处，以强制力作为后盾主导了制度变迁的完成。但在经济崛起后的发展期，国家却缺乏足够意愿（减少企业职工缴费压力或提高待遇）或是有意愿但存在其他干扰因素（官僚机构的自我理性），而少有主导大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感觉自身利益受损的企业职工或城市自主就业人员的呼吁和推动。当国家意识到不予回应，将产生损害政权稳定和意识形态说服力的成本时，才会在诱致之下采取创新的行动，如上调职工退休待遇和作出机关事业单位保险制度改革的部署等。
当制度失去均衡，制度变迁主导者提出变迁需求、且社会的潜在收益明显大于变迁的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创建期，由于其为居住在城市的企事业单位职工提供年老时的物质保障，获得的拥护自不待言。
就算对于养老保障基本只能靠自身劳动和家庭照顾的农村居民，也只不过是沿袭几千年的养老模式，本身利益并未获得损害，且作为公民纳入现代国家的发展规划、具有随着国家发展而在未来获得物质收益的预期，因而也支持制度的变迁。
在探索期，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与否，关系到计划经济能否顺利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整个国家来无疑具有极大的收益，甚至可以说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走向，所以尽管成本不小，部分企业职工也不甚愿意，国家还是进行了强制型的制度变迁，建立了统账结合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在发展期，国家不难承担起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成本，又可以获得增强执政合法性、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在收益，对城乡居民来说更是有益无害，所以制度变迁非常迅速和顺利。相反地，当虽然存在制度变迁的潜在利润，但成本巨大使行动者难以承受、或者行动者的潜在收益相对于其付出的成本不太明显时，制度很难顺利变迁。前者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国家从1991年起即有意进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但由于改革成本巨大而一直难下决心，作为主要相关方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由于变迁将使利益受损更是一致反对，这是该项制度创新一直踌躇不前的直接原因。后者如1992开始实行的“老农保”制度，由于基金筹集以农民个人缴费为主，农民从中看不出保险制度的潜在收益，参保意愿很低，导致了制度创新的失败。
拉坦认为，制度创新的供给受到达成社会一致（或平息反对意见）的成本的巨大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诺斯认为，意识形态引导人们的决策过程天博体育官网入口，对收入分配进行恰当评价，从而节约交易费用。
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中，当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的方向一致时，往往能有效地降低变迁的成本。如在制度的创建期，整个社会认可计划经济的现实性天博体育官网入口，个人的经济需要完全服从于国家指令，所以虽然城乡之间存在养老待遇上的较大差别，但农民普遍接受这种制度安排，并没有为制度创建制造阻力。
1992年南方讲话以后，中央正式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发生重大更新和变化，虽然企业职工中存在反对意见，国家主导的企业改革获得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国有企业成功转制为市场主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也随之顺利变迁。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国家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但也出现了国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新问题，体现在养老保险领域，则是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等不同群体之间的缴费负担与退休待遇的较大差别。
由此，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重要的政策导向，并从2005年开始连续10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已列入政策议程。
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演进的历程来看，不难发现，制度变迁的频率呈逐渐加大的趋势。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40年，养老保险制度创立以后，甚少产生变迁的需求。
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后的20年，制度变迁的需求明显增多，无论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内部对于不同人群待遇的微调，还是不同制度框架内的人群对于待遇的比较，都对制度创新提出期望和诉求。
制度经济学认为，有四种原因可以引起制度的不均衡：制度选择集合改变；技术改变；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作为从全能国家和计划经济转轨而来、生产力正高速发展、整体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以上原因的存在应该无需论证。
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深化改革，人们有关公平正义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因生产力提升而来到人的价值追求的变化，都将对社会管理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制度提出新的变迁需求。对推动变迁的群体而言，即使变迁的收益不变。
因信息技术提升而来的信息成本和组织成本减少，法治社会带来的对于私有财产和个人意见表达权利的保护，都将增长其制度变迁的意愿和强度。农民要求制度变迁，要求和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同样的养老待遇，应是不难想象的事情。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规律，并未脱离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的范畴。和制度变迁有关的群体，包括国家，都是具有有限理性的单位，在因生产力发展、技术变化、社会科学的进步等因素引发现行制度的不均衡时，制度变迁能否成功，取决于各单位对制度变迁的收益与其负担成本之间的理性计算。
我国养老保险成功的制度变迁，都在社会各群体收益大于或不小于成本、基本取得社会一致认可的基础上，由政府采取行动展开。如某一群体在制度变迁的收益明显小于成本，而国家因意识形态刚性或官僚机构的自利性影响，而未有足够意愿采用强制力时，制度变迁则很难发生天博体育官网入口，易陷入群体各说自话、自我表达的僵局。
这种制度的自我依赖并不能长久，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将使个人及群体的制度变迁需求增强，成本反而持续降低，变迁的强度与频率将不断加强。作为公共制度提供者的国家，不可避免会受到利益相关者群体要求制度创新的挑战，如不予回应，或从本身偏好强制变迁，势必影响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
当程度够大时，将造成执政者的合法性危机。要避免这种可能，国家在制度变迁中要发挥应有作用：一是要理解并尊重各群体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而表达的变迁需求。如这种需求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不能满足，则有可能引起对更大范围制度的变迁需求。二是要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意识形态是减少制度变迁中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制度安排。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养老保险的公平内涵取得社会各群体的普遍认可，合乎群体成员对普遍的经验认识。三是要合理利用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合法强制力。
即使在诱致型制度变迁中，国家及执政者亦应认识到自己公共利益代表的身份，更多将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作为推动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利用强制力弥补社会自发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由此可见，推进当前“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无疑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必然趋势。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发布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方案，可以说是这一趋势的一个具体体现。
